1983年，广州市南越王墓的惊世发现，唤醒了岭南一段尘封的远古记忆——从秦始皇挥师南征到赵佗“绝道立国”，从推行“和辑百越”的民族融合方略到实践“同制京师”的宏图壮志，这不仅仅是一份被时光完美封存的历史提纲，更是一份来自祖先的珍贵馈赠。如今，它们以文物的形式展陈于南越王博物院，伫立于时光的渡口，仿佛能触碰到2000年前的风，感受到时间的呼吸，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史诗。
南越王博物院合计建筑面积为4万平方米，展示南越文王墓、南越宫苑、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址，承载着岭南文化2000余年的历史底蕴，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。
馆墓合一——世界建筑精品
在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上，一座红砂岩建筑格外引人注目——这便是著名的南越王博物院。其前身可追溯至1988年建成的南越王博物馆和2014年建成的南越王宫博物馆。1983年6月，人们在越秀区解放北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了南越国第二代国王——文王赵眜（赵胡）的墓葬。为保护这一珍贵遗址，发掘完成后，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就地兴建遗址博物馆。
南越王博物馆的设计重任，落在了已缔造多座广州经典建筑的著名建筑大师——莫伯治先生肩上。作为世界公认的中国当代著名建筑师之一，他和他的作品被誉为“岭南建筑之光”。
南越王博物馆的设计，面临很多难题——墓室位于广州繁华地段的小山丘上，四周高楼环伺，可用空间极其有限。在如此狭小的地块内，既要原址保护墓室，又要兴建展馆陈列文物，更要彰显其独特价值，且无任何现成模式可循。
为此，莫伯治在深入研究后，广泛借鉴中外古今纪念建筑的精华，尤其是从汉代石阙、埃及神庙阙门等造型中汲取灵感，由此开启了建筑设计“新表现主义”的探索与尝试——设计严格遵循《威尼斯宪章》原则，确保新建部分与历史遗迹在形态上清晰可辨，真正做到“不以今损古，不以假乱真”。
古墓作为博物馆整体布局的中心区，其上方用钢架结构、金属玻璃罩建造了防护性大棚，与墓室遗迹结构有明显的区分。考虑到墓主人与汉武帝处于同一时代，金属玻璃盖顶作覆斗形的几何形体——这一造型直接呼应了汉武帝茂陵的形制，同时巧妙隐喻了古墓原址上方的覆土封丘。
展馆石阙和回廊、墓室护墙等部位采用了与原有墓室结构材料类似的红砂岩，可谓别出心裁。临街的博物馆正立面，用了1300多块红砂岩砌筑成石墙，当中留出一线通道，作为展馆大门的入口。左右两堵石墙犹如两座石阙，耸立在高台阶上。墙面上是由著名雕塑家潘鹤雕刻的两幅巨型浮雕——高达8米的男女越人头顶日月，赤足踏蛇，姿态威严，象征驱逐邪恶，宛若守护门神，其下方左右分踞一对蓄势欲跃的圆雕石虎。这些雕刻的原型均源于墓中出土文物——屏风构件、玉璧与错金铭文虎节，它们将典型的越、汉、楚文化意象，凝练地呈现于展馆入口。
在古代，岭南是越人的聚居地，刻在主体陈列楼东西两面石墙的“越人善作舟”之作，则源自出土的铜提筒上的刻画。这处细节，不仅点明了岭南先民的智慧，更直接呼应了广州作为中国南部海上交通枢纽的悠久历史。观众在正式踏入展馆大门前，便能触摸到岭南古文明的实体印记。
步入展馆，一条44级的笔直蹬道迎面延伸，正对古墓核心区。这肃穆的通道，象征着古代帝王陵墓前的神圣神道。呼应这一意象，大门外矗立的巨幅越人浮雕与蓄势石虎，恰如神道两侧守护的石人石马，昭示着墓主的尊崇地位。这一设计，将岭南这片古越人聚居地的历史底蕴与中原帝王礼制巧妙融合。
南越王博物馆在回顾传统的基础上，以现代手法表现其纪念性和对2000多年前历史文化的传译，既突出了历史感又保持了地方色彩，成为岭南现代建筑的辉煌代表。1999年，在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被评为“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”。
2021年9月8日，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、南越王宫博物馆合并组建成南越王博物院（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）。两馆合一，共同肩负起弘扬岭南文化的重任。
赵佗佐秦——岭南纳入中央王朝
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，南越王墓的发现不仅成就了一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，也激活了岭南大地的一段远古记忆。
“十四年属邦工□蕺丞□□□”，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铭文，它铸刻在展厅内青铜戈上，诉说着一个关于权力、制度与战争的故事，虽然时光在它身上沉淀出斑驳的绿锈，但铜戈的形式、铭文体例、字体结构无不昭示着不凡的出身。青铜戈由秦中央督造，而那铭文中的纪年——“十四年”，宛如一声沉重的历史鼓点，敲定在秦始皇十四年（公元前233年）。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，它是征伐的亲历者，2000多年后的今天，它所铭记的，正是华夏历史的关键篇章——秦统一岭南之役。
公元前221年，在荡平六国平定中原后，秦始皇便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匈奴和岭南的百越。于是，在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决定发兵岭南，一统百越。秦军在主帅屠睢的带领下，50万大军兵分五路进攻岭南，而当时的副帅则是一个年仅21岁的青年，名叫赵佗。
但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，南方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，加上补给不畅，战况异常艰难，主帅屠睢也不幸战死。为了解决秦军的粮草、装备等供给问题，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。公元前214年，灵渠凿成。同年，秦始皇任命任嚣为新任主将，与赵佗继续进攻广西地区的西瓯、骆越各部落，最终完成了平定岭南的大业。这是岭南首次完整纳入中央王朝版图，秦始皇在岭南地区设立桂林、象、南海三郡，以番禺（今广州）为南海郡治，委任任嚣为南海郡尉，赵佗为龙川县令，三郡皆受任嚣节制。
然而秦末风云突变，公元前209年，秦二世的暴政催发了陈胜、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，六国后裔也乘势而起。面对中原混乱的时局，任嚣提出立国以隔绝中原战火，然其未及实施便病重垂危。临终之际，任嚣紧急召见心腹龙川令赵佗，委以代理南海郡尉之职。任嚣病逝后，赵佗一方面“绝道”“闭关”，毁弃秦朝修筑的南北通道，断绝与岭北联系；另一方面，“击并桂林、象郡”，重新整合秦置岭南三郡，基本统一岭南。
公元前204年，赵佗定都番禺，建立幅员千里的南越国，自称“南越武王”，为存续95年的南越国奠定了基石。
和辑百越——南越归汉
南越国建立伊始，当时的岭南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，推动当地发展便成为了赵佗的首要任务。但赵佗深知，振兴岭南之基在于民族融合，遂推行“和辑百越”的民族政策——首先是让越人参政，任用当地有威望的越人首领。其次是遵从当地习俗。赵佗宣称自己是“蛮夷大氏老”，“弃冠冕而着越服”，剪发结髻。在赵佗的带领下，其他南下的中原汉族官吏也纷纷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习惯。同时，鼓励汉越通婚。最后是让越人“自治”，此举有效促进了汉越融合，同时百越文化与汉、楚、秦乃至周边文化交融共生，最终在中华文明宏图中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支系。这种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生态，是涵养岭南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，这对后世乃至近现代岭南社会的发展，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而南越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“同制京师”，积极仿效秦汉之制，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地域特色。
1995年，沉睡2000多年的南越王宫重见天日——这是中国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宫苑实例。其都城遗址（位于今广州越秀区中山路一带）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，主体可分为宫殿区和宫苑区。考古发掘于此出土大量“万岁”文字的瓦当以及戳印“华音宫”“未央”的陶罐残片。在此之前，南越文王墓还出土了戳印“长乐宫器”字样的陶器。这些发现清晰地印证了《汉书·诸侯王表序》的记载——“籓国大者夸州兼郡，连城数十，宫室百官，同制京师”，实证了南越国效仿中原王朝进行宫室营建和命名。
其中“华音宫”陶片尤为引人注目，此宫名未见于史籍记载，应是南越国自主设置。其宫殿名或与陆贾出使南越、修复汉越关系、为南越王赵佗带来“华夏之音”有关。通过这些宫殿铭文，不难看出南越王对中原礼制的效仿和对故土的思念，虽然称王南越，但赵佗从未自绝于中华。
汉高祖十一年（公元前196年），刘邦派遣著名辩士陆贾到番禺，游说赵佗归附汉朝。《史记》中的《南越列传》和《陆贾列传》对赵佗受封有着基本一致的生动描写。起初赵佗对汉使十分无礼，陆贾便细数赵佗的中原出身，结合楚汉之争的历史，指出南越和汉朝实力上的强弱悬殊，晓以情理，迫使赵佗改颜谢罪，最后赵佗接受汉朝授予的王印，对汉称臣，并留陆贾在广州“与饮数月”。
但吕后掌权后，汉越关系却风云突变，吕后听信谗言，实施“别异蛮夷，隔绝器物”政策，下令断绝与南越国等“蛮夷”之地的商贸往来，严禁铁器与雌畜输出。此举让赵佗颇受打击，“恨长沙王图己”，决计发兵攻打长沙。战事持续了一年多，直至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，改行安抚之策，遣陆贾再为特使，携亲笔书信与厚礼出使南越。最终，赵佗在汉廷承认其“服岭以南，王自治之”的前提下，取消帝号，再度归附汉朝。在致汉文帝的回信中，赵佗解释此前“敢妄窃帝号”不过是“聊以自娱”。他明确表示愿重修旧好，“长为藩臣，奉贡职”，并献上大量南越珍宝。
在赵佗执政的60多年里，他锐意经营岭南，大力引入中原农耕技术、传播汉字礼仪，将文明火种播撒珠江流域，推动岭南迅速从刀耕火种的氏族社会迈入农耕文明时代。他对岭南文化奠基并成形及促进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，因此被后世尊为“岭南人文始祖”。公元前137年，享寿百余年的赵佗溘然长逝。
摘自 《中国建设报》 2025.06.09 记者 常越
